徐贲，一个“问题型学者”的人文思想启蒙
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，徐贲教授算是一个“异类”：
1950年，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。尽管生于革命年代，成长于动荡的岁月，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、克制，既厚重，又与时俱进；关注的问题，既有公共性，却又关乎每个人；他的思考，既有国际视野，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；既有人文关怀，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巨变的时代……
正如许纪霖对徐贲的评价：“这是一个很难用科学来界定的问题型学者，是文学的、历史的、哲学的，也是社会学、政治学、法学的。而激情与理性的奇妙混合，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。”
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、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，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，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——“人文”、“思想”和“启蒙”。
▌“人文”、“思想”和“启蒙”
我们为什么需要“人文思想启蒙”？“人文”“思想”“启蒙”式的写作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这首先要从“现代化”的内涵谈起。一个国家之所以能被称为“现代”，通常可以分为三个维度：
◎现代思想：这个族群是否具备了现代思想？
柏克、斯密、孟德斯鸠等天才思想家所描摹出的道德伦理、社会秩序，不仅让本国国民的思维进入了现代，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思想版图。即便技术发展日新月异，现代人生活的秩序，仍未超出他们的创造和反思。
◎现代制度：这个社会能否实现正义、和平？
正义即是非对错，没有对错就没有和平。斯密说，正义就是“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”。这个定义人人都认可，但迄今只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持久的和平。一个现代的政府能够保卫和平、正义和自由，又不至于威胁到个体权利。
◎公共生活：思想与制度依靠什么维系？
在天才思想家产生之前，必先有产生天才的土壤：彰显爱与美德的人际关系，求知求真的民间舆论，保障自由创造的文化活力……
现代制度的产生和维系，更要仰仗托克维尔所说的“民情”，如稳固的私有产权、市民团体的培育、公共说理的训练。
现代人与古代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公共生活的参与，思想可以汲取、制度可以照搬。唯有公共生活的训练，是一场缓慢的变革，但也是现代文明最艰难、最基础的地基。
因此，徐贲的写作主题与作品——“人文”“思想”“启蒙”，指向也正是“现代公共训练”所不可或缺的三个维度的改变——
徐贲老师的《经典阅读》《经典之外的阅读》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；《明亮的对话：公共说理十八讲》《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》关注我们如何说理、参与公共生活；而《与时俱进的启蒙》《人文的互联网》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……
▌导读人文经典，思考人类终极命题
为什么说“经典需要重读，更需要导读”？
卡尔维诺说：“经典，就是第一次读就像重读，每一次重读都像是初读。写下经典的，都是人类无法忽视的作家，无论何时重读，都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定位自己。”
阅读人文经典，不应该止步于知识记忆，更要习得“洞察人性”的能力，并且为悲悯和正义找到充分的理由——前者需要思辨、大胆质疑，后者需要同情心、坚信不疑。然而，极少有人意识到这种“人性深处的张力”。
换言之，阅读人文经典就是“为了让人活得更像一个人”。然而大部分人不喜欢读经典，也读不懂经典。因此，经典既需要重读，也需要导读。
阅读经典、提出好问题，就是捍卫人的记忆尊严，维系文明的延续。“一个好问题，好过十个好答案”。但是在阅读经典时，我们为什么总是提不出好问题？
阅读，绝不是为了照搬书中观点，而是为了思考当下问题。因此阅读既要有深度，关心经典中人类的永恒问题；又要有广度，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去阅读经典之外的书籍。
徐贲的《阅读经典：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》《经典之外的阅读》不仅对“阅读困难症”作出了精确诊断，更为读者展示了如何阅读经典、如何用“当下问题”去做经典之外阅读的可行性方法。
▌公&民进阶训练：说理和明辨是非
“说理”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教养。说理的训练，不是学习把什么都“说圆”、把“无理”变成“在理”的技巧，而是以真实的信息、事实、知识去说服别人。
说理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，而是一只摊开的手掌。越文明的社会，说理就越重要、越有效。越懂得说理的人，其文明层次就越高。
遗憾的是，很多人仍然习惯于“攥紧拳头的口诛笔伐”，而非“摊开手掌的说理”。人们交流的看法不是说服辨明，而是“占领话语阵地”。
《明亮的对话：公共说理十八讲》针对当下人们“不重视说理、不擅长说理、说理的人越说越僵”等现实困境，对公共说理提出了诊断、药方和案例。
会说理的人，首先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。说理所运用的 “辩论”，其拉丁语词源的本意是“银”。说理就像打磨银器，越打磨越光亮，可以投射出明亮、清晰的映像——就像人们平时所说的“真理越辩越明”。
《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》是徐贲的新书，帮助人们培养自己鉴别真相、明辨是非的能力。“封闭的头脑”需要一把能开锁的钥匙，“开放的头脑”犹如花朵，需要浇灌和呵护。
正如豆瓣书友所说：公共说理在中国是奢侈品。而徐贲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，这是真正的反洗脑作品。表面上是在讲公共说理的常识，实际上是公共政治的伦理价值。而且书中的很多例子确实够生猛。
▌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
在徐贲看来，启蒙的缺失至少产生了两大问题：一是“启蒙的困境”——最可怕的现象不是忘却了启蒙，而是大家认为不再需要启蒙。二是技术的僭越，在技术极易控制人、思想极易禁锢人的今天，人们不仅需要启蒙，更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启蒙。
◎启蒙缺失下的种种困境
徐贲在《与时俱进的启蒙》中提到，西方文明对“启蒙与进步”的态度，经历了三个过程：20世纪前盲目乐观；20世纪深刻反思；60年代后，通过辨析英美、欧陆之启蒙，重申启蒙的价值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国人对后两者知之甚少。
▲《与时俱进的启蒙》书影
这本书不仅系统梳理了启蒙价值的三大阶段，而且深入到了启蒙缺失下的种种困境：人为什么会对谎言深信不疑？一个人的愚昧迷信，因为缺少教育？还是因为只受过一种教育？……
运用理性，独立思考，反对科学宰制，追求民主自由，便是启蒙留给我们的遗产。世界的进步和改善，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努力。
◎互联网时代，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启蒙
自从人类进入大众互联网时代，技术革新对于壮大自由、人类幸福具有一往无前的威力和优势，但是，它极易因获取信息的便捷性，让人行为变得懒惰；对娱乐的包容性，让人思维上渐渐退化；被彻底管制的可行性，被用作全员洗脑的工具。
因而，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未来互联网如何奴役、控制人，而是如何让人们识别奴役、变得可控。
徐贲的这本《人文的互联网：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》，便对互联网进行了“反思之后的再反思”：在一个喧嚣浮躁的网络时代，如何做一个不被迷惑的人？
他认为，互联网时代一直存在两种最危险的虚无主义：要么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淖，要么落入反机器主义的困境。
因此，第一层的反思应该是，既不能让人类沦为机器、工具，又不能让人类堕入守旧、反智的境地。
互联网，给人类带来海量的信息、更多的自由，导致个人知识、道德伦理和国家认同遭遇“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重构”。
第二层的反思是——这种冲击其实有现成的历史参照：文艺复兴，就是“处理巨量信息”的先例，它是“向过去寻找自由的正当性”；启蒙运动，就是“理性和自由意识的觉醒”，它是“向未来寻找自由的正当性”。
人类并非无所不能，但是人类太容易骄傲；人类并非一无所能，只是人类太容易健忘。
过去几十年，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，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，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，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。因此，徐贲老师这套“人文思想启蒙”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。
徐贲老师并不是讲一大堆空泛的理论和道理，也没有充满精英口吻的空谈未来，而是从人文思想启蒙的视角，一边回到历史纵深，一边紧扣时代问题，重新思考我们正在遭遇的种种危机：如何求知思考、如何说理、如何参与公共生活、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……
难能可贵的是，徐贲老师既是冷静清醒的现实批判者，又是热情真挚的理想主义者；他的作品不是晦涩深奥的学术专著，也不是宣泄情绪的时评杂文，而是“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清醒人”之日常课程。
因此，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，以及关乎每个人的重要问题，都不可不读徐贲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。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“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”——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。